缺書店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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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2
遥想民国报人之不骂白不骂
俱颓矣，数风流人物都是民国死人。
有多少人关心张晓舟和山城重庆的一场口水仗呢？简直是笑话！宛如一场作秀。就算重庆胜利了又如何，龌龊即刻变身高尚？张晓舟一时的文字轻薄，不过是俏皮罢了，引得骂声一片，仿佛被妓女拿钱反嫖。要论张，我有一语，空有名士风度，究竟书生心性。
重庆人喜骂，但凡说话，惯带脏字，听多了让人觉得就是语气助词而已。惯了怒骂，没了嬉笑，真是沉闷。
遥想民国报人，我想到的是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名字：王芸生、张季鸾、储安平、徐铸成、章乃器、邵飘萍、孙伏园、林白水......
张季鸾，因主笔《大公报》，声名沸于政商两界，他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的办报方针是“文人论政”的华山绝顶。时至今日，在我看来，他同王芸生不仅仅是“民国最著名的报人”，他们依然是中国最著名的报人。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他曾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 ‘准备失败’；忠于职守，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偿之职，只有这样坚守良知和操守，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既然本报（《大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公正，则必须有一个言论自由的语境方可。所以说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使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之报纸。 ”
作为主笔，张季鸾有一个理念就是“小骂帮大忙”，以至于该报被誉为当时最严肃的报纸。“九一八”过后，张季鸾自我解嘲先来了个自己骂自己：“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小骂过后，开始了《大公报》的大骂之局面， 1947年，《大公报》记者大骂当朝外交部长腐败、扩大报道河南灾情，声援学生运动而导致数名职员被捕，此刻的报社主笔兼言论负责人王芸生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要求放人，并言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很快人就被释放了。就是这个连蒋介石都不敢轻易胡来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是在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担当主笔和言论负责人的，以文人论政得风气之先。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媒体对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 ”，影响极坏。王芸生就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标题是《莫失尽人心》，著名报人储安平则在《观察周刊》上这样对国民党评价：一场烂污。在互联网当道的今天，早已不是“一场烂污”啦，满场烂污亦不为过。网络上满是愤青言论，轻薄之语，八卦王道，又有多少铁肩担道义的秉笔直书？真实，才是新闻存在的第一价值。一篇好的社评，往往可以解社会上的民怨之气，树解毒之风气，鞭策各方。这样的社评如今有多少？
看傅国涌blog文字《百年寻梦--重读章乃器、王芸生的梦》直让人涌起热血与唏嘘。他们做的是公民之梦，傅国涌“为半个多世纪前他们的梦迅速破灭而黯然神伤。”章乃器二十年一梦：“他梦见孙中山先生鉴于日本军阀专政的祸害，在国会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绝对禁止军人干政。军人退伍后如要改任行政官，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政治考察或训练。三民主义全部实行了，但孙先生把内容修改了许多，训政只实行了三个月，他就宣告废止。接着，取消了公民宣誓，考试制度也只限于事务官。
他梦见孙先生没有死，在连任了两次大总统后，就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孙先生已八十高龄，但还很健康，整天和普通老百姓在一起，每天写日记，名为“社会报导”，发表在每一份报纸上。
他梦见国共没有分裂，***在友善的空气中成为独立组织。
他梦见，全国人民都以主人翁身份热心国事，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同情，因为民意的大公无私，各政党间的政见也大同小异。
他梦见，不仅中苏友善，而且经中国的调解，英美各国对苏联的歧视也消释于无形了。在孙中山的关注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大批苏联政治犯来到中国，从事宝贵的研究工作。
他梦见，英美等国以资本、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在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方面已超过苏联。
他梦见，由于市场的开发无可限量，国民生活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
他梦见蒋介石五年前就觉得军事已不重要，辞去军职，到各国考察政治、经济，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多，非常欣赏美国人民自由、平等、公开、坦白的作风。他环游世界回来，继林森之后被选为第四任总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接触民众方面，作为决策的根据。
他梦见，许多已被杀害的人们都活着，而且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都在国营大屠宰场里工作。大大小小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们，有些变成了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有些改行到医院做看护去了。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在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人被分配在大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做助理秘书，负责每天给主管拆信。……（《章乃器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 年版，470—472页）
同年11月4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做一个现实的梦》，一口气写下了八个“现实的梦”：
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政府改组，***、周恩来与蒋介石、孙科、宋子文，还有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环坐讨论国事。行政院改组，各党派都有人为部长，是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国、共两党的军队根据整军方案进行了整编，向“军队国家化”的理想跨出了一大步，敌对情绪差不多已完全消失；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196—198页）
两年后，即1948年9月记者节时，王芸生还在《大公报》做了一个《九一之梦》，那一天离他发表《和平无望》仅仅2个月。
他梦中的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报纸，既有属于政府党，也有属于在野各党派的，有代表大企业家利益的，也有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各种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非触犯刑法上的诽谤罪，要被告上法庭，“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言”、“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俱颓矣，风流人物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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