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書店太保

写上几个字，是为了不忘记过去发生的历史。犹如一场混乱的恋爱，你想爱，人家不给，打了起来。是发生在彼此身上的羞辱和痛苦。

爱国主义的幻想是不着边际的。公元1世纪时，普鲁塔克就嘲笑过那些声称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圆的人；17世纪的弥尔顿曾说上帝有首先启示他的英国人的习惯；19世纪初，费希特宣布说有个性的人和德国人显然是一回事。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大有人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应予重视、无可非议的动机是弘扬阿根廷人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很不了解阿根廷人；论争时往往根据外在的事实，比如说，根据西班牙征服者、假想的天主教传统，或者“撒克逊帝国主义”替阿根廷人下定义。

和美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不同的是，阿根廷人不与国家结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意识这个国家的历届政府难孚众望，二是对一般人说来，国家只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抽象概念；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是个别的人不是公民。黑格尔所说“国家是道德概念的现实”之类的名言，在阿根廷人心目中是个恶意的玩笑。好莱坞推出的影片一再宣扬这样的情节：主角（往往是新闻记者）先设法博得罪犯的友情，然后把他交给警方；阿根廷人却认为这个“英雄”是难以理解的坏蛋，因为对他们说来，友情高于一切，警方是黑社会势力。他们和堂吉诃德有同感：“到了天国，有罪各自承担”，“正直的人不该充当惩罚别人的刽子手，这个行业和他们不沾边。”（《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靡丽对称的西班牙风格以前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我们同西班牙有不可逾越的差别；吉诃德的这两句话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成了我们静谧隐秘的相似之处的象征。阿根廷文学中一个夜晚的故事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乡间警察的巡官喊道，他决不允许杀死一个勇敢的人的罪行发生，便反戈一击，站在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边，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在欧洲人眼里，世界就是个宇宙，万物在其中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在阿根廷人眼里，世界是一片混乱。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不管得什么奖的书必定是本好书；阿根廷人认为尽管得了奖，那本书可能不坏。一般来说，阿根廷人不相信形势。他们也许没有听说过跛子伍夫尼克们的寓言：人类始终有三十六个正直的人，他们互不认识，但共同秘密地支撑着这个世界；如果听说的话，他们也不会为这些默默无闻的好人感到奇怪......他们崇拜的英雄是单枪匹马斗争的人，无论是现在（菲耶罗、莫雷拉、“黑蚂蚁”）、将来或过去（塞贡拉·松勃拉）。别国的文学却没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以两位著名的作家为例：吉卜林和弗兰茨·卡夫卡。乍看起来，两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是前者的主题是恢复秩序（《吉姆》里的公路、《建桥者》里的桥梁、《普克山里的帕克》里的罗马城墙）；后者的主题是在宇宙秩序中没有立锥之地的人的难以忍受的孤寂悲惨。

人们会说，我指出的特点只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的；还会说，这些特点不足以做出政治解释。我斗胆提出相反的看法。我们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几乎已被遗忘的斯宾塞早已用清醒的预言加以揭发），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是对那个名叫纳粹主义的弊病作斗争，阿根廷的个人主义到目前为止或许是无用或有害的，将得到辩护，负起责任。

我企盼出现一个和阿根廷人有些亲和力的党派；一个向我们保证把政府职能压倒最低限度的党派，当然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主义想使我们陶醉在一幅管得无限宽的国家的图画里；那个乌托邦一旦在地球上实现，将不可抗拒地促使所有的人向往它的反面，并且最终必将成功。

王永年 译

王占阳《论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两重性》

现代西方的经济制度、阶级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两重性的社会制度了。与此相互适应，现代西方的社会意识，也已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社会意识。所以，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敲响丧钟的那个资本主义早就灭亡了。因此，套用19世纪的理论理解和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传统做法，也已完全过时了。

贝淡宁《中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限制》

我为什么担心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报道呢？这不是因为“否定性的牢骚大王”强化公众对于中国似乎处于种族主义边缘的恐惧，把中国影响看作天生邪恶的力量，除非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做法。这样的报道实际上让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激起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反应，使政府更加偏执多疑。它还让人无法思考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建嶸《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

近2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之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虽然我们目前仍不能断言基督教会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这就是希望广大的基督徒的信仰不因政治或其它原因而受到冲击，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任何不良影响。

萧翰《恶意推定：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痼疾》

对素昧平生的人作恶意推定，本质上是内心受污染以后的黑暗遮蔽了心中本有的光明，老天给每个人同量的阳光，也给每个人同量的黑暗。一个善于追求幸福的人，会让自己心中的阳光尽量发出光芒，而将黑暗逐渐逼退到静穆之中，如摩尼教所宣说的教义那样。

让善意推定取代恶意推定，作为评判的前置共识，对任何人（对政府可以例外，对待官员要分清其职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以及私人行为是否与公共事务相关），只是以人的实际行为作为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根据，与其言行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道理去讨论道理，公平而宽容地对待他人，这应当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高全喜《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

在我们国家，我们还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不但像西方那样的自由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的自由政治理论也还十分薄弱，虽然民族国家有很多弊端，但毕竟和古代的城邦国家以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王朝政治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需要一套新的思想加以论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理论上加以吸收和借鉴的应该主要是西方15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这一段的法政思想资源。

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所指陈的那些痼疾，相反，我们或缺的恰恰是建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理论，恰恰是西方前后左右各派理论所夹击的那些弥足珍贵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

请安静，不再喧嚣，让尘埃降落，死者安息。
　　
对危难之中的人伸出手，救死扶伤是人道主义，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没有关系。不要贬低生命的价值，生命有更为广博，更为平等的尊严。
　　
在这些伤痛的日子里，人们不必感激祖国和她的拥戴者，她没有在人民遭遇危难时，给予更多更有力的庇护，终究没有使孩子们幸免于座座校舍的坍塌。不必褒奖政府官员，对于正在逝去的生命来说，有效力的抢救措施远胜过同情的言辞和眼泪。更无须感恩军队，因为那等于说，在危难时挺身而出不是在恪守尽职。
　　
感伤吧！痛苦吧！在心的深处，在没有人的夜里，在没有灯光的地方。我们哀悼，只是因为死是生的一部分，逝者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死者已逝。惟有生者有尊严的活着，才能使死者有尊严的安息。
　　
坦诚的活着吧，尊重历史，正视现实。警惕混淆是非的人们，那些擅长于煽情和蛊惑的虚伪的新闻媒体，那些用死者的悲情进行国家、民族主义交易的政客，那些用亡者之灵来勾兑道德假酒的市侩。
　　
当生者背离道义，所捐助的仅仅是微薄的金钱和泪水时，逝者的最后的一息光辉也将被抹去。意志的坍塌和精神的缺位使生死之界成为鬼魅之域。
　　
集体的记忆空白和公众道义的偏差，使人心癫狂。在三十年前，那次更大的地震中死去的又是谁呢？那些历次政治斗争中的冤魂，那些身陷在煤矿中的劳动者，那些身患绝症而被拒绝治疗的，他们又是谁呢？他们生前背负着怎样的伤痛，死后获得了怎样的哀思？有谁曾呼唤过那些逝去的痛苦肉体和不安之魂？那些真正属于他们的幸存者都在哪里？
　　
在混浊的泪水改变不清晰的视力之前，应该了解世界是怎样的。死者真正的不幸来自生者的无意识和觉悟，来自苟存者对生命的价值的忽视，对生存权利和表达力的麻木，对正义、平等、自由的曲解。
　　
这是一个没有公民的社会。一个不具有真实的权利的人，不具备完整的公德和人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会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对于生命和死亡会有怎样的解读和觉悟，这片土地上的生死轮回，与世界万物生息的价值有怎样的关系？
　　
那些长期吸食国家血液的文化、宣传机构，他们的捐赠何异于偷盗？没有人祈望来自寄生者的施舍，他们的最大的善举应该是让自己早一天消亡。
　　
2008.05.18
来源：http://blog.sina.com.cn/aiwei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