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書店太保

国外怎样解决贫困问题的呢？

泰国：扶贫助农有招数，一区一品计划

实施一区一品计划，开发当地特色产品。“一区一品”计划是他信政府2001年执政时推行实施的，它借鉴日本的做法，鼓励每个县区重点发展本地最富特色的产品，从而形成当地品牌产品，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采取多项扶贫措施 定下五年脱困目标。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对负债农民延长3年的偿债期限并免除利息；在全国推行“30铢医疗计划”，让贫困的农民也能看得起病，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设立“乡村发展基金”，给全国每个村庄提供100万铢的开发基金，用于改善生产条件、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多种经营等。政府规划重点，解决穷人的债务问题，计划给每个贫困人口发放5万铢的救济金，并以此为契机，进而研究和解决贫困人口的土地问题、居住问题和失业问题等。

印度：扶贫解困 重在效益 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印度以扩大农业种植和浇灌面积、增加肥料使用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提高粮食单产为重点，进行了农业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收效明显。为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印度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和措施。例如，中央储备银行公布了在未来5年内向农业部门提供总额为5000亿卢比的信贷资金计划，明确规定了从开垦荒地、选育良种到改造农业基础设施、增加灌溉面积、提高粮食加工储藏能力、完善粮食市场流通环节以及鼓励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新科技等具体环节中的投资导向；政府计划通过向70％的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指导农民进行产业升级。为此，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并在向全国农民发放专用信贷卡。大力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着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政府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发放补贴；无房的贫困农民可以获得政府的建房补助；中央和邦政府对贫困子女的教育给予补贴；对贫困人口购买粮食实行低价政策。

巴西：优先发展出口创汇农业

扬长避短重国情，改换品种保增收。在小麦、玉米和稻米等粮食作物基本满足本国需求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农业，优先发展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潜力大、利润高的农产品，既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又使广大农场主得到了实惠。出台鼓励出口计划。政府为农场主的出口产品提供信贷、贴息和担保；建立出口保障基金、提高产品竞争力基金和出口开发基金等。二、制定发展规划。巴西政府为提高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制定了农业基础设施的4年发展规划，对扩大种植面积、推广生产技术和改善产品销售网等逐年作了规划。三、建立出口联营集团。由于大宗农产品出口被少数大公司垄断，巴把占全国85％的中小农场主联合起来，建立了中小企业“出口联营集团”，以最大限度保护中小农场主的利益。四、设立地方开发银行和特别基金，向从事农产品出口的企业提供融资。

欧盟：点菜”支农 对症下药

上世纪80年代末，欧盟通过制定有效的农村资助政策，使不少农村地区告别落后，跟上了欧盟的整体发展水平。但由于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从北极地区到南部地中海沿岸，气候条件千差万别，不同的地区需要有不同的扶助政策，他们本身最清楚什么政策最适合自己。视地区人口密度以及地理条件不同，将全国分成了6类地区，如每平方公里居住1人的属一类地区，居住6人的属二类地区。采取的资助方式有农村补助、地区补助、发展资助、雇佣补偿、减免雇主税、交通补偿和投资信用贷款等7项。以地区补助一项为例，它主要适合于在普通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项目，如购置设备和建造厂房。在一类地区，中小企业得到的项目资助额可达总投资的40％，二类地区为20％。这类资助政策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让农民安心住在农村。在欧盟，大约有40％的人住在农村，如何让这部分人在他们的农村家园安居乐业是这位欧盟农业委员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鼓励成员国帮助投资者在一些小城镇投资，为周围的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们不致大量涌入城市去找工作，以免造成基础设施的过量投资和社会问题的产生。”

日本：从价格补贴到政策支持

东京食品价格比世界其他主要城市高出25％—100％。在日本，用于“吃”的开支是每个普通家庭必须精打细算的日常支出。明补变暗补，关税奇高力保农业。日本农业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税制、补贴和控制进口等3个方面。日本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每年需要缴纳与土地关联的税收，但是，如果农业用地被继承人继续用于农业生产的话，遗产税总额超过土地交易价格的部分便可以延期缴纳；如果继承人死亡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满20年后，未缴纳的部分税收就可以免除。在其他税种中，日本政府也对农业网开一面，如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或个人可以在法人和个人事业税、法人和个人所得税、继承税、赠与税等许多方面得到优惠。每年农业补贴总额在4万亿日元以上，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补贴。日本对农业采取巨额补贴的政策不断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指责。在此情况下，日本渐渐地改变了农业补贴的做法，如扩大市场的开放度，减少对粮食价格的直接补贴，将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对农业人才的保养、对农业资源的保护、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新以及支持乡村建设等方面。对进口农产品以提高关税或加征国内批发价的方式来保持国内农产品售价的平稳。求规模效应　企业介入农业经营

爆发出来的新闻然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环保问题，可是，也不要忘记了城市的贫困问题，中国人太容易走极端了，经常顾了一头忘了另一头。

因为对zf的不信任，连带着对官方组织的慈善机构也产生了不信任，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民间非盈利性组织（NGO）身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是我国较早对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很早以前，他就建议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以促进众多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健康发展。

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对民间的非盈利性组织也有不信任，（怀疑精神是永远都需要的。）这种不信任是因为发现有人发慈善事业的横财而产生的。民间的慈善制度一样存在着“制度腐败”的问题。王名说，每一位捐款人都有权对受捐助单位的财务进行核查，而受捐单位也应及时公布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国外的民间非盈利组织也叫非政府部门的管理非常严格，也有一大批专业的管理人才负责有效的将募集来的资金使用好，花钱也是一门学问。一些民间组织总是抱怨募集不到钱，其实中国不是没有钱，一个希望工程20年募集到20多亿，相当可观，中国缺乏的是专业的管理人才。

一旦形成组织，我们常常会忘记了信息的公开问题，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想要各种组织都能够公开透明地进行操作——大到政府部门、股市，小到居委会、小区管理处，我们希望所有跟公众利益相关的部门都能够公开透明地对所进行的事务完全地向公众汇报。有学者甚至更愿意使用公民社会这个词语来概括这种觉醒。而面对的情况却是各种部门有意无意的隐瞒——他们没有公开透明工作的习惯，进了衙门，对他们来说就是高人一等的，你听说过高高在上的人对比他们低的人做述职报告的吗？

就在今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多项法规开始施行，涉及具体信息公开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际航班载运人员信息预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制定了总好过没有制定，宣传法律的工作我们虽然做得很差，差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法那个法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很多人看来，即使有了法，也不认为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

比较讽刺的是，这些信息公开法为什么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像公众咨询呢？直到法律已经制定好了，我们才难得地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而这在互联网上存在的时间无非也就是一天罢了，当天没有看到的人，以后恐怕也很难有机会在看到。

比如：劳动仲裁免收仲裁费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基于原文，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如果裁决不公是不是就不能上诉了？还是因为觉的金额少裁决错了也无所谓呢？而且，往往仲裁者个人更看重的是公司(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的势力,个人在这里面无足轻重!基于过往的经验，我们太容易感到个人权利被蔑视的危险了。

所以，谁来监督仲裁者？

这样一来，事情就又回到了如何恢复信任这个问题上来。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政府正在一步步地试图恢复公信力，也许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不会不断地焦躁不安。

面对着这个社会的坚硬、冰冷、唯利是图，偶尔会想，该怎么办？当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究竟他/她会遇到怎样的人和事？无论是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和睦的，充满爱的，自由的环境里生活。即使，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可是，我们都愿意看到希望在前方。

而今天这样坚硬、冰冷、唯利是图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希望。是的，这么多人都想着如何改变这个社会，都想着如何改变现在的制度（也有一些得到了好处的人不愿意改变，因为改变现状意味着他们将会失去。），而在我看来，我们更应该先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改变。

改变我们坚硬、冰冷、唯利是图的内心，不断地学习如何去尊重他人，去关心他人，去坚持最基本的为人的正义感，去反对不义，他人遇到困难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我们应该用爱去融化这个坚硬、冰冷的现实。那么，这样的时刻，我们何其需要宗教信仰给予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以指引呀。在精神上，我们已经久违了神性的指引，我们不断地释放着恶，为了利益甚至已经发展到罔顾人命的地步，我们触犯的岂止只是十诫而已，我们已经连自己的亲人都可以出卖了——看看被父母卖身成奴的东莞童工吧。

我们已经很多年都在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是时候停下脚步，倾听一下我们的内心了；是时候勇敢地做出信仰的选择了，将自己投身给宗教——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是时候好好地忏悔我们犯下的过错了；是时候高举一下精神的旗帜了。这样的方式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洗涤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得以反省，得以赎罪，使得真正能够健康地走好以后的道路。

是随波逐流听凭魔鬼的召唤？还是勇敢地去追逐精神的神祗？

我花掉两个晚上6个小时的时间将意大利导演Marco Tullio Giordana的《The Best of Youth 》（ Meglio gioventù, La 灿烂人生）给看完了，间中哭了三次，我不断想到我生活的这个国家，无法抑制我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在深夜3点钟，不敢放声大哭，害怕吵醒邻居。

1992年5月23日，在西西里，意大利反黑手党大法官Giovanni Falcone的车子被埋在高速公路上的地雷炸飞，他本人当场死亡。为寻找弟弟马迪奥爱人美拉莉，哥哥尼古拉在事件发生两天以后来到了Palermo。他看见街上群情汹涌，人们因为几位正义人士被无情暗杀而义愤填膺。可是，人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处理，人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官方应该有的解决态度。电视上，法官的遗孀罗莎利亚站在红衣主教巴巴多拉的身边，她要发言，她激动着，哭泣着对身旁的主教说：“你要祈求天主惩罚他们，若他们在场，但愿他们进入炼狱，希望他们会忏悔，你快说，”红衣主教说：“在公众场所，你要肃静。”罗莎利亚还是激动：“你要请他们忏悔，叫他们改过自新，我对神父有信心，请他们改过。若他们肯忏悔，天主会原谅他们。”人群摩肩接踵，广场上，人们静静地期待灵柩的到来，人们向被暗杀的法官们的遗体鼓掌致敬。

在教堂里，尼古拉看见了人群中已经成为了摄影师的美拉莉在拍摄照片。走下讲台的神父正在带领人们朗诵训诫，神父念一句，众人跟着说一句：“誓言教导子女尊重他人，誓言要有责任感，誓言要有公义感，誓不盲从现今腐败的社会风气，对于不义的事，誓不低头，誓要对抗黑手党恶势力，永不忘记，Giovanni Falcone，永不忘记对抗黑手党的死难者，永远怀念他们，犹如自己的亲人，永远相亲相爱，犹如自己的弟兄，誓要保卫我们的爱心。”

当年意大利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正在遭遇着，可惜，我们还没有遇到好像Giovanni Falcone这样的人物，也可惜，没有人可以带领普通的我们朗诵正义的戒条。我们曾经有过1989年，之后，我们拥有的只是不断的破产——道义的破产，信用的破产，精神信仰的破产，爱心的破产，制度的破产，教育的破产，医疗的破产，城市管理的破产......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面临经济的破产。

我们自以为无神论是科学的是进步的，我们早已经忘记，我们只不过是肉身凡体，我们都经常茫然失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都很孤单，我们需要神的指引，这个指引不是别的，正是宗教生活里不断言说的基本规矩。不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聪明才智，不是精英人士摇旗呐喊的民主制度，仅仅只是一种最最简单的有信仰的有爱心的最基本生活模式。

只有在你拥有了最基本的规训以后，在你尊重他人，爱护他人，崇尚正义，反对不义以后，在你能够为最基本的正义挺身而出以后，在你拥有一颗人道主义者的内心以后，在你拥有了最最基本的爱心以后，才去谈什么制度的建设好了，否则，即使你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也不过是恶人的天堂，软弱者的地狱。

我看到了我内心的丑陋，我行为的丑陋，我想要一点一点地去修复它们，我终将达成。

被解救以后：我们会很快送你回到父母亲的身边！！

童工：爸爸妈妈把我们卖了，我们不想回家。

四年前，副市长说：“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

四年后，副市长不再说话，卫生局长出来说：“我认为，对于这次暴发的小儿肠道病毒感染疾病，我们不存在迟报瞒报误报的情况。”面对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她依然在位，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掩盖。在最早去世的患童贾帅帅家中，贾爸开始同意采访，而随后，忽然全部聚拢过来的十多位村民把贾爸拉了出去。

假爸选择了沉默。他既伤心，又害怕，害怕什么？他的嘴究竟被什么塞住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病逝的患童沙香茹家中，整座两层小楼已经人去楼空，邻居们面无表情地表示完全不知道这家人的去向，也不知其何时归来。大多数邻居更表示，完全不认识这家人。

他们逃，他们又能够逃到哪里去呢？？？

大人，绝大多数时候表现无耻，在日后的岁月，他们的良心会不会不断回放孩子们的天真和无辜？

他们是否会被良心所煎熬呢？我很怀疑。

假设，有人塞钱给你，让你闭嘴，让你暂时滚蛋，你会怎么做？

Jean Luc Mélenchon 写于2008年4月7日

http://www.verovie.net/

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将来也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员，但是我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我反对Robert Menard操作的抵奥运动。我反对因为这些活动而将中国的历史重写。对于祥和的达赖喇嘛和他的体制，我没有其他人那种热情。

对我来说，抵制奥运是对于中国人民毫无道理的挑衅和侮辱。如果我们要质疑中国政府，那么早在申奥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在那个时候就要阻止中国进入候选名单，而且要到中国本土上去宣告我们的态度。

最近发生的事情是等于给了千百万中国人免费和毫无道理的侮辱。要知道他们非常期待奥运的到来并且努力地做着准备工作。对于我来说，这反华的砂锅里散发出让人恶心的臭味。

一个借口

如果要组织有效的抵制活动，就不应该选择在开幕式这种代表团结博爱的时刻。为什么不选择在经济上或者金融上进行抵制？——很显然，没有任何政要会在这个时候走这条路。如果我们真想敲醒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在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期间去督促？有谁去接近过中国政府主席（有多少抵制者真正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向他问了问题？问了什么？他回答了什么？有谁询问过中国总理（有谁真正想知道他的名字？）？谁有接待过中国驻法大使并且跟他交流？谁在乎他？带着一种近似种族歧视的狂妄态度，我们就这么去反对一个我们连国家领导人名字都不知道的国家？而且我们还假装他们不存在？或者我们认为那里没有真正的领导人？伟大的西方连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否认掉。

我们以为中国人足够懦弱以至于被一个专制体系操纵！看到这一切，我只感觉到了强迫中国人进行鸦片交易的时候那些殖民者的蔑视，这蔑视的共鸣！如果我们的意愿是对抗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格式化的西方人的看法，已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变。

所以西藏的起义是个借口。这个谎言完全靠图像的反复传播来达到先入为主而控制大众思考方向的目的。例子：只有“d’arrêt sur image”这个机构报道了“西藏事件”开始于藏人屠杀汉人商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出了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外来反应，它会怎么想？一个被藏人乱棍打死的中国汉人的生命就比不上那些上街游行的藏人吗？

虽然说对西藏人的友谊有时候只是反华的一个恶心的借口——而这份友谊可以用无知和荒唐来喂养。也许警方的镇压很重——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唯一的信息和数字来自于“西藏流亡政府”。

我却听说中国政府也公布了伤亡结果，这表明当局承认事态的严重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尝试去了解和对比信息。我们要去了解事态如何发展。

我们也可以颠倒是非地说当年是由政府下令把两个Clichy Sous Bois的少年弄上电杆触电死亡的——因为政府当时正要对郊区进行整顿。没有人会下这种幼稚的结论。美国政府也严厉镇压城区的***。虽然这些都不能当作借口，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对比的参考。

一个可疑人物

我要对Robert Ménard先生，也就是反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提出我的意见。直到现在，只要跟西藏和奥运有关，我们只看到这个人物。他说他代表着“无疆界记者”说话，好像这个组织就剩他一个人在代表了。许多旧行政委员会的会员对民主概念的认识可比Ménard深得多。

在法国文化无线台，主持人问我西藏和奥运的问题，当我扮演Ménard这个角色的时候，Marc Kravetz和Alexandre Adler先生表现得很沉默。他们并不是在讨好我。在台下，他们发表了对Ménard这个人物的手段的看法。Maxime Vivas有一篇关于他的分析，对于这个人物及其资金来源十分担忧。

无论怎样，他好像从此就成了记者工会头目，代表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大赦国际组织等等。他有时还会取代达赖喇嘛的位置，而达赖喇嘛是支持奥运的。

Robert Ménard是个成几何形状立方速度发展的人权卫士。当美国正在折磨别国的时候，他有发动过什么活动吗？他的行为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

不能为农奴制辩护

说说西藏。西藏从14世纪就属于中国。在Besançon或者Dôle并入法国以前，拉萨就已经在中国的统治之下。把1959年的一次藏民暴动定义成为中国入侵西藏是错误的。我们难道能说，当法国共和军队去那里镇压保皇派的起义，法国于是就“占领”了Vendée？达赖喇嘛和其他藏区领导者接受了所有共产党赋予的位置，比如说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的位置。

1956年共产党决定废弃西藏和边境地区的农奴制。农奴制把藏人分成了三个阶级九个层次，每一层都有一个“价位”，奴隶主可以决定奴隶的生死甚至实施折磨。共产党决定废弃农奴制，我十分赞同。我们还没有探讨到女人的地位，当然如果想知道的话一定能查到。是共产党结束了地方头目间的暴力斗争和僧侣犯法时候的血腥处置。

1959年，在冷战的背景下，藏人的起义是由美国支持的，无论在物资上还是财力上。接着，迷人的达赖喇嘛传统体制和恐怖的共产党入侵史就这么来了。藏族儿童的入学率现在是81%，达赖统治下的田园岁月则是2%。在地狱一般的中国，奴隶们的年均寿命从以前的35.5岁到现在的67岁，藏族人口从1959年的100万到现在的250万，这些数字为什么他们在游行的时候不说？

中国人值得更多的尊重，而不是去关注那些老生常谈——这些传言被这样一种人兜售着：他们这么做既不为了自己，不为了组织，也不为了佛教西藏那些皇帝一样的僧侣统治下的孩子们。

此时此刻，我对“西藏流亡政府”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因为它的教皇陛下是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的班子没有一个能在政府里工作，何况是流亡政府，当然我们还没提及在金融和事务中他们是什么样子。

我完全不认同他们的神权政治。我也反对他们把孩子成批吸收进修道院。我反对农奴制。无论在哪里，对于什么，我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反对宗教上的政治专制，甚至“丁丁在西藏”里那让人心醉的世界都不能使我动摇。我还反对“僧侣皇帝”反对堕胎和反对同性恋的态度。虽然他不暴力，一直微笑着，风采迷人，但是他对于这两方面的宣言对于我来说是那么腐旧，他的神权统治计划也一样。

我从来没有支持过Ayatollah Khomeiny，虽然我当时反对的是伊朗的Shah。我不支持也不鼓励达赖喇嘛，他的宗教（跟我无关），他的政治计划（我反对）和他让步的尝试（我谴责）。

我要问：为什么达赖需要一个国家领导者的身份去当他的精神领袖 ? 而且他要的国家是中国国土的四分之一！他在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权威是不是还缺一个王位和国土来支持他？

战争挑拨者

说说国际法和地缘政治。西藏的故事被它的拥护者塑造成战争暴力和混乱的被害者，可以跟Balkans相提并论。什么样的西藏是被捍卫的？是那个“大西藏”：包含了云南和四川地区，以及那些配合拉萨一并发动***的地区？当然，现在兴奋的人们忘了这些事情。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漠视，对千千万万人生命的漠视，支持***的狂热体现出来的就是就是这么完整的家长式作风，后现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

在报纸上我看到法国运动员身穿一件带有标语的衣服，标语带有政治性质。我很清楚，标语上写着“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看似普普通通。但是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这道标语明确携带着支持达赖的信息。这难道不是超出了国际体育的范畴了吗？还记得吗？欧洲游泳联盟会把欧盟游泳冠军Milorad Cavic（塞尔维亚人）驱逐出会，因为当他在领奖台上领奖的时候，他的T恤衫上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这会成为判例法案吗？法国冠军穿着政治标语，在赛场是被禁止的吗？当然不是！

除了把敌人大卸八块的意愿或者媒体导演手段加以修饰，形势很可能会造成那些挑衅者的窘困。我希望如此。我是中国的朋友。我知道我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它的价值在这场闹剧中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