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書店太保

阿城身边聚的都是些有经历和阅历的真正的人物，早年写东西，除了自己阅读和经历的积攒，就是同不同人物的交往交锋高谈阔论嬉笑怒骂，其后慢慢形成了他自己的“知识结构”（思想）。
　　
没甚么好比较的，阿城足够鲜活，大家足够鲜活。偶尔看看不同人眼里的同一个人，也是鲜活的不同面向。
　　
早年，阿城写东西恐怕就是心中有“气氛”，写了出来给朋友看，期望着朋友喜欢，欣赏他的“玩弄”——因为阿城在心里敬重一些自己喜欢和认可的朋友。字句上有些许雕琢，实在无甚不可，那时多年轻呀！我们很多人活到40几岁，还觉得自己才不过20几岁——不是心智不成熟，而是一种状态，心中有劲的状态。
　　
我顶瞧不起老气横秋，顶瞧不起为学术而学术——写出来也不知道给谁看的，很多时候那些人的思想连自己都説服不了自己，且很无趣。
　　
读书的时候，老师讲解唐诗，都会讲解字句如何雕琢，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之句，“绿”呀“过”呀的，我看对很多人都有影响。
　　
闲话闲说，直抒的是胸中之意，是思想，少了雕琢，却不见得少掉严谨，更重要的或许就是敏求兄说的“意思却一层紧一层地递过来”吧。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彼此的思想互相碰撞和启发印证，很是痛快。一局聊完，回家省思、阅读，又有了新的思想出来，翌日或翌日之翌日，重又相聚，再行聊过，又是一番新的气象，复又痛快一回。
　　
网络发帖和留言也有这样的意趣，一番辩论，总有强弱对比，弱者回头省思，自然又有新的体会，杀回头来，也许就占了强。网络发帖还有个好处，就是强大的搜索引擎，少了辛苦繁琐的书籍收索，案头索引的效率提高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闲聊，因为效率高，显现快，就是痛快。当然，能够遇到相当的对手是先决条件，所以，人生在世，有没有意趣相投或意趣别样的朋友很是重要，很多时候，得到的思想体会比看书还要深刻。
　　
羡慕阿城身边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呀，都是有所精专的人物。
　　
咱们身边没有，好在多了网络，好在现在可以看的好书多了。
　　
小学的时候，有日，数学老师手里拿着一支箫带我去他朋友家串门。那朋友做铁路的养路员，工作很是辛苦。他住的地方是一溜铁路边上的平房的其中一个单间，我同老师进去同他打过招呼，老师和他闲聊，我四周围好奇地看，看到有许多根雕和书籍，也有绘画作品，那种学校里用的双格木头课桌上除了书外，摆了一把古琴。
　　
数学老师同他聊过些彼此单位最近发生的一些八卦之事以后，两人拿了桌椅到室外就坐——坐的正是树根雕琢的椅子，我也拿了椅子坐，两人一个吹箫一个弹琴。我哪里懂这些，只觉得好听，也不知吹的是哪路曲子，两人也不看谱，一曲终了，倒是我的老师额头有汗，朋友就笑他，最近没炼气功啦？老师说，这箫最近没怎么练，有些生。
　　
我小屁孩一个，倒也跟他们聊些不知所谓的“古典”，老师对我很是待见，连带着他朋友也说，这孩子有点意思。于是问我他房间里那些木头都是啥，我说是根雕，原来也想弄，可惜没人教。
　　
哈哈哈哈。
铁路上火车开过，真是喧闹，风也真大，大伙撤呀，去吃西瓜。

瓮字，上公下瓦。

公信力像瓦片，可以盖，可以挡，可以刮。

卸下来，不用多大劲，拍一下也就破了，破了以后你还愿意用吗？！

写上几个字，是为了不忘记过去发生的历史。犹如一场混乱的恋爱，你想爱，人家不给，打了起来。是发生在彼此身上的羞辱和痛苦。

爱国主义的幻想是不着边际的。公元1世纪时，普鲁塔克就嘲笑过那些声称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圆的人；17世纪的弥尔顿曾说上帝有首先启示他的英国人的习惯；19世纪初，费希特宣布说有个性的人和德国人显然是一回事。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大有人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应予重视、无可非议的动机是弘扬阿根廷人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很不了解阿根廷人；论争时往往根据外在的事实，比如说，根据西班牙征服者、假想的天主教传统，或者“撒克逊帝国主义”替阿根廷人下定义。

和美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不同的是，阿根廷人不与国家结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意识这个国家的历届政府难孚众望，二是对一般人说来，国家只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抽象概念；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是个别的人不是公民。黑格尔所说“国家是道德概念的现实”之类的名言，在阿根廷人心目中是个恶意的玩笑。好莱坞推出的影片一再宣扬这样的情节：主角（往往是新闻记者）先设法博得罪犯的友情，然后把他交给警方；阿根廷人却认为这个“英雄”是难以理解的坏蛋，因为对他们说来，友情高于一切，警方是黑社会势力。他们和堂吉诃德有同感：“到了天国，有罪各自承担”，“正直的人不该充当惩罚别人的刽子手，这个行业和他们不沾边。”（《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靡丽对称的西班牙风格以前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我们同西班牙有不可逾越的差别；吉诃德的这两句话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成了我们静谧隐秘的相似之处的象征。阿根廷文学中一个夜晚的故事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乡间警察的巡官喊道，他决不允许杀死一个勇敢的人的罪行发生，便反戈一击，站在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边，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在欧洲人眼里，世界就是个宇宙，万物在其中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在阿根廷人眼里，世界是一片混乱。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不管得什么奖的书必定是本好书；阿根廷人认为尽管得了奖，那本书可能不坏。一般来说，阿根廷人不相信形势。他们也许没有听说过跛子伍夫尼克们的寓言：人类始终有三十六个正直的人，他们互不认识，但共同秘密地支撑着这个世界；如果听说的话，他们也不会为这些默默无闻的好人感到奇怪......他们崇拜的英雄是单枪匹马斗争的人，无论是现在（菲耶罗、莫雷拉、“黑蚂蚁”）、将来或过去（塞贡拉·松勃拉）。别国的文学却没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以两位著名的作家为例：吉卜林和弗兰茨·卡夫卡。乍看起来，两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是前者的主题是恢复秩序（《吉姆》里的公路、《建桥者》里的桥梁、《普克山里的帕克》里的罗马城墙）；后者的主题是在宇宙秩序中没有立锥之地的人的难以忍受的孤寂悲惨。

人们会说，我指出的特点只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的；还会说，这些特点不足以做出政治解释。我斗胆提出相反的看法。我们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几乎已被遗忘的斯宾塞早已用清醒的预言加以揭发），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是对那个名叫纳粹主义的弊病作斗争，阿根廷的个人主义到目前为止或许是无用或有害的，将得到辩护，负起责任。

我企盼出现一个和阿根廷人有些亲和力的党派；一个向我们保证把政府职能压倒最低限度的党派，当然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主义想使我们陶醉在一幅管得无限宽的国家的图画里；那个乌托邦一旦在地球上实现，将不可抗拒地促使所有的人向往它的反面，并且最终必将成功。

王永年 译

王占阳《论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两重性》

现代西方的经济制度、阶级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两重性的社会制度了。与此相互适应，现代西方的社会意识，也已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社会意识。所以，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敲响丧钟的那个资本主义早就灭亡了。因此，套用19世纪的理论理解和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传统做法，也已完全过时了。

贝淡宁《中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限制》

我为什么担心西方国家一边倒的报道呢？这不是因为“否定性的牢骚大王”强化公众对于中国似乎处于种族主义边缘的恐惧，把中国影响看作天生邪恶的力量，除非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做法。这样的报道实际上让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激起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反应，使政府更加偏执多疑。它还让人无法思考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建嶸《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

近2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之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虽然我们目前仍不能断言基督教会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这就是希望广大的基督徒的信仰不因政治或其它原因而受到冲击，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任何不良影响。

萧翰《恶意推定：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痼疾》

对素昧平生的人作恶意推定，本质上是内心受污染以后的黑暗遮蔽了心中本有的光明，老天给每个人同量的阳光，也给每个人同量的黑暗。一个善于追求幸福的人，会让自己心中的阳光尽量发出光芒，而将黑暗逐渐逼退到静穆之中，如摩尼教所宣说的教义那样。

让善意推定取代恶意推定，作为评判的前置共识，对任何人（对政府可以例外，对待官员要分清其职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以及私人行为是否与公共事务相关），只是以人的实际行为作为判断是非对错善恶的根据，与其言行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道理去讨论道理，公平而宽容地对待他人，这应当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共识。

高全喜《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

在我们国家，我们还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不但像西方那样的自由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我们的自由政治理论也还十分薄弱，虽然民族国家有很多弊端，但毕竟和古代的城邦国家以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王朝政治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需要一套新的思想加以论证。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理论上加以吸收和借鉴的应该主要是西方15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这一段的法政思想资源。

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所指陈的那些痼疾，相反，我们或缺的恰恰是建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理论，恰恰是西方前后左右各派理论所夹击的那些弥足珍贵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